幼儿园又一次被推入风暴眼中。

虐童、猥亵，甚至性侵，近几年在幼儿园里并不是孤例。但这一次的“红黄蓝事件”，是发生在幼教资源最为充足的北京，而且是在一所收费不菲、沐浴着资本光辉的品牌幼儿园里，击垮了人们的信任防线。再加上信息公开的低效与模糊，让整个事件成了一个“罗生门”。

尽管警方调查认定，事发幼儿园存在打针虐童行为，否认了喂食药片、猥亵儿童等言论，但就像那个损坏的摄像头监控硬盘一样，每一个疑点都会被放大，被追问。更严重的，是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互信关系在崩塌。

家长警觉性和焦虑感在加大。一位在北京某医疗集团工作的张女士自认是个冷静的人，但“红黄蓝事件”发生以后，她也不由自主陷入了草木皆兵的状态。她告诉我们，前几天她在给3岁多的小女儿佳佳洗澡时，发现她腰部有一处瘀青，以前会认为孩子是不小心就一带而过了，但那天产生了无限的联想，专门找幼儿园老师进行了核实。最近早晨送佳佳上学的时候，她会对老师的态度非常敏感，而如果佳佳撒娇“妈妈我今天不想去幼儿园了”，她也会瞎想，是不是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她开始引导佳佳做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佳佳，你当老师，妈妈当佳佳，好不好？”小女儿就会用老师的口吻还原一些幼儿园的片段。张女士说，她对幼儿园的要求并不高，择园的标准也简单——离家近、吃得好、安全、口碑、经验，大女儿小时候就是自然选择了小区配套的私立幼儿园，小女儿也是就近入园，在一所中高端私立幼儿园，每月学费5000多元。以前她觉得，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就是交到老师手里，从没有不信任的想法，现在就会对孩子的情绪变化更敏感些。她明显感觉，幼儿园和家长之间存在着紧张气氛，一道警惕的篱笆墙已经筑起。

幼儿园老师也陷入身份恐慌。在幼儿园虐童或侵害事件中，当事老师是第一责任人，而事件过后，打击最大的是整个幼教群体。曾在幼教行业体验过多种身份——幼儿师专教师、幼儿园互联网产品经理、幼儿园教师、地方教育局幼教管理者的Yoyo认为，幼教是一个缺口巨大、学历偏低、工资偏少的行业，又恰恰需要从业者的耐心、爱心，以及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从全国范围来看，专科生构成了幼儿园老师的大部分，很多中专生一毕业只有18岁，自己还没成人，更不知道怎么读懂孩子。虐童事件的频发，正反映了幼儿园老师们没有能力面对孩子，“一骂二吓三叉腰”其实是最为简单粗暴的办法。Yoyo说，如果幼教行业长期存在的根源问题不解决，一出事就将一线教师置于“鄙视链”的底端，或者进行“道德绑架”，只能让幼儿园老师们成就感更低，人员流失更快。

而作为运营主体的各个幼儿园，正忙于应对一轮园所安全和幼师“师德”普查。北京一家300人规模的幼儿园园长告诉我们，园里已经安了100多个摄像头，还得再增加，因为验收标准是“没有死角”。摄像头当然有助于形成一道物理防线，但无形中也会给老师造成一种压力，尤其是目前这种环境下，很多老师就不去花力气管孩子了，求自保，冷处理。该户外活动也不活动了，怕磕着碰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少摄像头里不会出现虐童事件，这其实也是一种冷暴力。而且，幼儿园管理更多要靠人的因素，靠日常的养成，“师德怎么能靠运动式地排查呢？”

家长、老师、幼儿园、教育局……围绕幼教行业的信任体系的崩塌，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最终伤害的，还是孩子。

在“虐童事件”过后，除了追责，我们更想要追问的是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追问整个学前教育行业的系统性问题。

浮在表面的是幼儿园老师的低门槛。根据教育部年度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幼儿教师学历主要集中在专科水平，占总数的56.37%；有22.4%的教师只有高中及以下文凭；专科以上的高学历幼师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与低门槛相匹配的，是幼师的低薪资。在2016年人均收入最高的北京，一个公立园在编老师的待遇大约是5000元到6000元，而非在编的老师的工资就要少很多了，也就两三千元，而普通私立园的老师普遍就在两三千元。“虐童”事件发生的这家红黄蓝幼儿园，普通班孩子每月学费大概在3500元左右，国际班学费4800元，但教师月薪却只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幼师薪酬水平较平均水平低10%到30%。

与幼师低薪资形成反差的是，绝大部分幼师都是超负荷工作的。幼师的平均工作时间长在8～10小时，22.14%的幼师工作时间超过了10小时。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幼师中出现明显倦怠倾向的人数达一半以上，具体表现为疲惫不堪（88.5%）、担心出事（86.7%）、焦躁不安（65.9%）和经常只想一个人待着什么话也不说（65.6%）。调查还指出，因幼儿园老师心理问题而发生的虐待、体罚儿童的现象多次出现。

学前教育行业的低端发展，背后则是政策与财政的长期欠账，在城市化飞速发展及“二胎效应”带来的巨大供需缺口下尤为凸显。

事实上，对于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始终处于我国“财政结构的最边缘”。中国0～6岁儿童多达1.3亿，而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10年间维持在0.03%～0.05%之间。与之相比，目前欧盟国家的学前教育经费占其GDP的比重为0.5%，相当于我国的10倍。而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数据，2016年我国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有了较大提高，但仍只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的7.21%。

与财政投入形成对比的是学前教育的“回报”。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一项研究测算出，在0～3岁教育投资1元钱会有18元的回报，3～4岁是7元，小学是3元，大学是1元。常熟理工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张斌告诉我，如果能抓住教育投入的关键期，而且更均衡地投资给最需要的地区和人群，就相当于扼住了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的撬杠。

另一方面是学前教育相关立法的滞后。在《教育法》所规定的四个独立学段中，唯独学前教育没有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庞丽娟十余年来一直在呼吁我国《学前教育法》的出台，据她多年在各地的深入调研发现，资源不足，特别是普惠性资源严重不足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的主要矛盾。她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学前教育的法律，没有对上述这些学前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难题、关键性体制机制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而填补学前教育的刚需又迫在眉睫。根据教育部《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在园儿童的数量为4413.86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49.88万人，这个数字已比上年增加19.56万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老师和孩子的比例是1∶17.6，也就是一个老师要看近17.6个孩子。而根据《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规定，一所全日制幼儿园的全园教职工与幼儿比为1∶5到1∶7，全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1∶7到1∶9。即便按照师幼比最低标准1∶9来计算，幼师的缺口也在240万人。

一方面是政府的主体责任缺失，另一方面是巨大的供需缺口，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学前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失灵和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今年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通过之后，民办幼儿园的营利性在法律上获得正式认可，可以进行IPO上市。原朝阳教委副主任、现北京联合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姜继为告诉我们，现实中民办幼儿教育早已蓬勃发展，而且大都有营利性，2014年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占幼儿园占比就已达66.4%，更别说还存在大量无资质的所谓“黑幼儿园”。在这个意义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更像是一种“先上车，后补票”。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幼儿园营利性的迟到确认，以及全面二胎效应的进一步凸显，幼教产业化将迎来政策和人口红利。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幼教市场规模将达3480亿元，未来五年增速约为20%。张斌认为，亟待利用政策杠杆引导欲进入和已进入民办教育体系的资本进行理性选择，限定其盈利空间，将天性逐利的资本控制在制度牢笼之内。

这一次的“红黄蓝事件”就是对幼教产业化的一记警钟。数据显示，今年9月在纽交所上市的红黄蓝已有直营园80家，加盟园175家，直营+加盟的亲子园853家。业内人士分析，幼儿园属于重资产业务，拥有100家以上直营幼儿园的幼教集团屈指可数，必须借助简单粗暴资本的力量并购整合。而幼教项目毛利率不到20%，为保障上市公司的净利率，在师资、内容等方面的投入比重将难以保证。

在这一幼教社会化甚至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想探究的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幼儿园？在中产阶级父母普遍的育儿焦虑下，那些早教机构、知名幼儿园已经通过各种营销为他们做了早期的市场培养。父母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都想为下一代选择更好的，而择园时吸引他们的往往是一些“高大上”的标签——双语、国际、外教、簇新的校舍及各种时髦的教育理论——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教育中人的因素的忽视，那其实是一个幼儿园更本质的活性因素——作为教育主体的幼儿园老师，以及老师和孩子的关系构建。

这一期封面故事中，我们走进了陷入信任危机的多所幼儿园，发掘那些不易被发现但至关重要的幼儿园的关键价值，并探究这些价值为何被遮蔽或摒弃，又该如何重建。感谢在舆论压力下发声的幼儿园园长、老师、家长、教育管理者、政策研究者们，这也是推开篱笆墙、重建互信的第一步。

我们相信，幼儿教育需要资本赋能，但资本更需要遵循教育的真谛。在儿童社会化的第一步，幼儿园应该是一个安全与爱的庇护所。正如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在《爱的教育》一书中说：“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称其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